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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综合服务优势 助力民企境外投资 建设国际合作平台 专访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CICCPS)驻会副会长、ABP国际(中国)联盟名誉主席王燕国

发布时间: 2015-06-17 10:03:29  

编者按:2014年,中国境外投资总量第一次超出外资引入,被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元年。以投资英国为例,近5年中企对英投资合计260多亿美元,超过此前30年总和。2015年,中国政府正式公布“一带一路”路线图,打造丝路沿线64个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对外投资战略或将为中国开启新时代,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一波滚滚境外投资潮流中,民企功不可没。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以下简称“商会”)驻会副会长、主席团主席、秘书长王燕国。作为刚刚成立三年多的第一家专门服务民营企业的综合性国际商会,在2014年全国工商联31家商会的评选中位居第一名。

而就在此前,王燕国刚刚被ABP国际(中国)联盟聘为名誉主席。谈起民营企业的发展以及“走出去”现状,王燕国会长侃侃而谈,如数家珍,浑厚的话语间流露着对于民企未来发展的信心,看得出他很享受目前的这份工作。王燕国会长思路清晰敏捷,喜爱提纲挈领,条分缕析,“五大需求、三大需要”,“民企在先、国企跟进、金融支持、商会服务”模式,“九大平台、五种人”等等,都源于他的首创。当谈到ABP国际联盟与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合作商会未来有会有哪些合作时,王燕国会长更是用“一个中心、两大作用、六大对接”来概括,简洁明了。

随着采访的深入,了解到他的日常具体工作后,方知与其说是享受,不如说是他放不下对于民企发展的那份责任和担当。

 

投资多元化  民企“出海”成主力

“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已达60%以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与实施‘走出去’战略”,王燕国说。截止到2014年末,中国共有1815万户各类企业,其中民企共1516万户,占企业总数的83.5%。另外,201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入围门槛为营业额91亿元人民币,是2002年3.7亿元的24倍。

民企在国内发展“如沐春风”,民企“走出去”的热情同样高涨。王燕国介绍,过去中国“走出去”主要靠贸易,从本世纪开始,中国使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均开始有迅猛发展。到2014年末,中国非金额类对外投资存量已达到6600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约占30%,2014年对外投资流量1029亿美元,民企约占40%多,(注:存量是累计的,流量是当年直接对外投资的),而2008年民企所占的比例在只有14%,2010年上升到29%,2014年民企对外投资比2008年提高了3倍多,其实民企对外直接投资实际要远远大于这个这数字。据商务部统计,2013年底,17000家中国投资人在国外共注册了27000家中国企业,非公企业占到了89%,覆盖了178个国家与地区。

王燕国介绍,民企投资领域重点也呈现多元化特点,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能源、矿业、农业、新能源),科技,基础设施,商业地产,金融和资产重组,文化旅游,战略投资等方面。四年前在商会筹备阶段,王燕国就曾实地走访过7个省36个大型企业,总结出民企“走出去”的五大需求、三大需要。五大需求是:自然资源、科技、市场、品牌、战略资产。三大需要:项目、资金、人才。

 

融资成本高  三大因素制约民企“走出去”

在王燕国看来,民企走出去的动因主要是开拓国际市场、企业的全球布局、资源与市场的结合、吸收品牌与人才、获取资源原材料以及产能转移等,然而民企走出去有经验,也有很多问题。受制于国际、国内和自身三大因素的制约,民企“走出去”面临着严重的生存瓶颈和竞争压力。

“国际因素主要包括地缘政治生态比如恐怖主义、跨国化管理、投资风险大、金融劳动力成本高以及对海外投资国情况还是不清楚、不熟悉。国内因素主要包括 “三大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以及国家目前对“走出去”仍审批过严,民营企业不了解国家的有关政策。外汇管控过严也同样束缚着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特别是对金融的需求,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对外直接投资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成本较高的问题。再加上民企自身国际化水平不高、经验不足、国家化人才匮乏,这些都制约着民企出海的规模和效率”,王燕国总结道。

对于民企融资难困境,王燕国表示,现在中央鼓励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走出去,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成立以及国家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这为民营企业“走出去”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也是一个机遇和推动。“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对民企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民营企业要认真提升国际化水平和能力。

 

 

如何走出去?民企国企应联手

2012年10月份,王燕国随从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访问加拿大、古巴、厄瓜多尔时,在陈德铭部长多伦多举办的早餐会上,王燕国代表民营企业做了发言,“国企和民企在走出去的三大差别:政治障碍、决策效率和投资成本。民企在效率、精打细算等方面更具优势。”所以在那次会议,王燕国提出“民企在先、国企跟进、金融支持、商会服务”模式,得到了商务部领导充分肯定。陈德铭部长说“民企走出去天宽地广,国企要改制,国企不改制,国企走出去处处受限制”,这实际道出了民企和国企在“走出去”的优势。

王燕国表示,跳出民企、国企的圈子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当务之急。民企、国企最终都服务于国家利益,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联手合作。 民企拿下项目后可以实行股份制,吸引国企加盟,这样可以规避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遭遇的很多政治障碍,而事实上,此前这类案例也已有很多。

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组织模式、投资模式和合作方式日趋多样化。除了联手国企,实现强强联合,根据项目特点、自身条件或出于优势互补、分散风险等,民营先后探索了与国有地勘单位合作、民营企业抱团、借助私募股权基金等多种“走出去”的模式。

 

 

搭建九大平台  专业化服务会员企业

对于2011年11月24日成立的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如何开展工作时,王燕国说,商会以“走出去民营企业发展联盟,服务走出去商协会合作组织”为定位,做好“走出去”的境外投资风向标、民企发展助力器、国际合作大舞台。“发展联盟、合作组织”这就是商会重要的组织定位。

关于发展联盟和合作组织,王燕国这样解释,因为要把民营企业组织走出去,光靠一个商会、一个中央政府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各方面力量、各方资源的整合。从商会的角度来讲,把更多的专业性商会的能力集中起来,最好的办法组成战略合作组织,发挥各自优势,既包括NGO组织,也包括一些商业组织,比如ABP国际联盟。实际上也是整合两个资源——企业资源和组织资源,这两点是特别重要的,力争做到“合众力、造大船、涉深水、助远行”。

“任何企业,项目、人才、资金都是共性问题。专业化解决共性问题,商会的价值就体现出来。”王燕国表示,最重要的是平台,目前商会内设九大平台:政策宣传平台、金融支持平台、人才提供平台、国际联络平台、科技创新平台、法律维权平台,政府事务平台、信息宣传平台、大型活动企业平台,专门负责解决协调相关问题。

政策宣传平台。王燕国介绍,外交部、发改委、商务部、央行经常在商会召开座谈会,从民间角度,商会把会员企业的诉求以及民企“走出去”遇到的问题,以及商会建议和蓝皮书上报政府主管部门,这就为政府制定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提供咨询意见,同时也把政府支持 “走出去”的最新政策传达到民企。

金融支持平台。资金短缺是企业一大软肋,为此商会成立了金融服务中心,同各大金融机构建立联系和战略合作。目前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几家银行对商会的授信额度达到1800亿人民币。商会还聘请亚行的私营部主任、中国银行首席客户总监担任金融服务中心正副主任,对有需要金融服务的会员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融资帮助。

人才培训平台。这一平台致力于培养国际化人才和合作建立外事顾问服务机构。通过北外、外经贸大学的校友会,聘请驻外参赞作为外事顾问,为“走出去”提供支持。外交部支持商会办有中国企业“走出去”出国人员培训基地。另外,商会与对外经贸大学合办EMBA 国际班,为准备走出去、正在走出去或已经走出去的企业培养国际化人才,聘请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做导师团顾问,导师团队涵盖世界五百强、中国五百强、中国民企五百强的优秀企业家。

国际联络平台。有着“民间外交大使”美誉的商会,目前跟200多个中国驻外使领馆、140多家外国驻华使馆建立常态化的合作关系,与国外100多家NGO组织、政府招商机构建有联系。王燕国形象地称之为“路路通”工程——企业走到哪,商会服务就会走到哪。

科技创新平台。以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为例,在商务部等政府主管部门支持下商会相继在成立了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基金、国际发明专利交流交易平台、中外科技产业园区、举办希伯来中国创新论坛等。

法律维权平台。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和维权服务。比如三一重工诉奥巴马案,商会积极与美国驻华使馆、美国商会提出要求,帮助三一重工进行危机公关,最终打赢官司。

政府事务平台。邀请专家和顾问解读政策,解疑答惑。比如商会有国际经济合作大讲堂,会讲解民企“走出去”遇到的一些问题。商会还聘请全国人大、政协老领导作为商会名誉会长,在有关部委聘请多位高级顾问专家组建顾问团服务民企走出去。

信息服务平台。商会办有双语网站、每日财经参考、半月刊国际商讯播报、月刊商会资讯,以及每年的《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蓝皮书》,此外还联系国内50多家主流媒体,建有媒体联盟和舆情监测中心。商务部还授予商会在全国唯一民企走出去信息报送主体单位。商会通过这一渠道,把民企走出去的问题和商会的建议直接反映到中央政府。

大型活动平台。商会已成功举办两届中国境外中资企业年会,还在筹办中国民营经济国际投资与科技创新产品交易会(民交会)、希伯来中国创新论坛、中国民企“走出去”防范风险座谈会、国际经济合作大讲堂等。

除这九大平台,王燕国还用“五种人”来定位商会所扮演角色:做好民企境外投资的咨询专家,国际合作的筑路先锋、国际人才的猎头公司、公共外交的民间大使和民企利益的维权律师。目前,商会与德恒、毕马威等律师及会计师事务所都有合作。

 

搭载商会平台  ABP国际联盟跨越发展

在王燕国看来,ABP国际联盟作为一个旨在促进全球企业贸易和投资发展的商业组织,自成立以来发挥总部基地的产业引领、合作平台和国际先锋作用。中国民企商会引导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发展,对接国际合作的大平台,那么双方的合作绝不是1+1=2,而是1+1可以乘以10、乘以100的关系。ABP国际联盟要善于利用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这个平台。ABP国际联盟作为一个专业化平台,具备国际化、高端化,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是一个更高的国际化大平台,双方合作,形成的延伸能力、扩展能力不可低估。从这角度,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和ABP国际联盟实现“一个中心、两大作用、六个对接”。

“一个中心”:以服务为中心。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是一个国际性的NGO组织,其宗旨和工作中心就是服务,ABP国际联盟作为商业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在这一点上双方有其共性。ABP国际联盟作为商会机构重要成员,为ABP国际联盟服务也是商会的重要工作。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把服务作为“信任之基、立会之本、发展之源”。

“两大作用”:放射性和放大性作用,这两者有必然联系。从放射性作用看,以总部基地为例,在伦敦建设总部基地,以此把业务放射至欧洲各地。在国内,以北京为中心,放射到东北、海宁、青岛等,布局全国。商会可以依靠自身能力,尤其是国内外渠道为ABP国际联盟及其成员企业,在更多国家地区、更多领域建立联系,为更多的总部基地产业项目落地提供方便条件。

ABP国际联盟还可以通过与商会展开多产业、多领域、多资源、多渠道的合作,真正形成合力。ABP国际联盟通过商会这个平台把业务放大,获得真真切切的利益。

六个对接:对接有实力的民营企业。王燕国说,总部基地需要优秀的企业资源,商会目前有300多家会员企业,分布于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中国民营500强企业,中国民营制造业100强企业、服务业100强企业,包括阿里巴巴、海航、三一重工、联想、万达、吉利控股、紫金矿业、新希望、重庆力帆等等。总部基地可以通过商会这个平台,与这些优秀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除对接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还可以对接政府服务平台、对接国际合作渠道,对接金融支持、对接信息服务、对接国企合作,探索混合所有制,实现民企与国企的强强联合。此外,ABP国际联盟和商会还可以在项目、人才、大型活动等方面展开合作。

王燕国强调,从ABP国际联盟和商会合作来说,要有大视野、大格局、大手笔,站在这个高度,我们的合作一定会结出丰硕成果。可以说服务民营企业的发展,大有可为、事在人为、关键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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